“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前言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由“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暨‘六四’慘案20周年活動第一批聯絡人”發起並由李進進法學博士完成寫作，胡平（思想家、哲學和政論作家），嚴家其（政治學家，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王軍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丹（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楊建利（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博士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徐文立（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美國布朗大學資深研究員），陳破空（政論家和作家），王天成（憲法研究專家，前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以及劉路，易改，張菁參與了討論或提供了修改意見。支持寫作的還有以下組織和個人：
中國憲政協進會
公民力量
關注中國中心
“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
《北京之春》雜誌社
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
中國民主團結同盟
中國社會民主黨
中國民主論壇(紐約)
中國工人自治聯合會(紐約)
澳大利亞悉尼中國民主平台
紐約天安門基金會
萬潤南、王書君、王傳忠、王超華、方能達、孔天樂、孔靈犀、葉寧、馮海光、呂京花、朱學淵、劉剛、劉念春、劉俊國、羊子（馮素英）、孫立勇、孫延、蘇曉康、吾爾開希、李蘭菊、楊而玉、李恆清、吳仁華、何軍樵、何清漣、沈源、宋書元、張偉國、張倫、陳一咨、陳二幼、陳小平、陳立群、陳奎德、武春來、金岩、周義澄（亞衣）、周鋒鎖、鄭義、鄭存柱、孟浪、項小吉、袁繽、高文謙、高平、高光俊、唐元雋、陶君、梅鳳杰、盛雪、康正果、程曉農、傅申平、傅申奇、儲海藍、曾大軍、謝中之、謝選駿、熊炎、潘強、魏泉寶。
這個白皮書是基於現披露出來的官方社論、公告和報告，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文章，報紙報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對“六四”
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做出的一個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報告。目前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沒有作出全面的調查和客觀的評價，迄今未見類似白皮書之類的調查報告。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封鎖有關“六四”資料和禁止民間對此事件的調查和討論。作為民間的力量，我們提出這個民間的白皮書，一方面是對歷史的負責，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現政府的抗議和挑戰。這個報告以白皮書命名，旨在強調它的嚴謹、正式和規範性，以及閱讀對象的普遍性。wsnet.com)
紀念“六四”事件委員會2009年4月27日(chi
一 引言(chinesenewsnet.com)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在二十世紀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最讓世界關注的是一個年輕的中國人在1989年6月4日以血肉之軀只身阻擋針對平民的軍隊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國當局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強行進駐北京和佔領天安門廣場，在此過程中軍人們受命向非武裝的北京市民和學生開槍，導致了大量傷亡。那一刻環繞著地球的是這樣的聲音：(chin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在二十世紀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最讓世界關注的是一個年輕的中國人在1989年6月4日以血肉之軀只身阻擋針對平民的軍隊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國當局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強行進駐北京和佔領天安門廣場，在此過程中軍人們受命向非武裝的北京市民和學生開槍，導致了大量傷亡。那一刻環繞著地球的是這樣的聲音：(chin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
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1﹞
這是中國當局自己的電台播出的新聞，是其編輯根據他在上班的路上目睹的情況所寫出的報道。新聞播出後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強行佔領了北京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們在軍人槍口的押送下，撤出天安門廣場。這就是讓世人震驚的1989年“六四”大屠殺事件。
有關中國軍隊向平民開槍造成大量傷亡的報道，以後不斷有錄像、照片和當事人的回憶證實。中國官方也從未否定軍隊動用了武力並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傷亡。但是他們說這是
“平息反革命暴亂”。多年後，中國當局一方面避忌提起
“暴亂”和“平暴”而諱稱是一場“政治風波”﹝2﹞，另一方面堅持說1989年發生了否定共產黨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聲稱“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3﹞
中國政府在屠殺後的立場使“六四”屠殺真相沒有全部披露出來。同時，所有受難者至今仍然被官方稱為“暴徒”，他們的在天之靈至今得不到安撫，受傷者包括那被坦克輾斷雙腿的體院學生方政等，今天仍然沒有得到賠償和補償。
二十年來，中國當局在國內封鎖對“六四”屠殺的報道和討論，使得許多年輕的一代人不知道這個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讓經歷過來的人忘卻這個事件。有位年輕的報社員工居然以為“六四”是一次礦難。﹝４﹞
中國政府在屠殺後的立場使“六四”屠殺真相沒有全部披露出來。同時，所有受難者至今仍然被官方稱為“暴徒”，他們的在天之靈至今得不到安撫，受傷者包括那被坦克輾斷雙腿的體院學生方政等，今天仍然沒有得到賠償和補償。
二十年來，中國當局在國內封鎖對“六四”屠殺的報道和討論，使得許多年輕的一代人不知道這個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讓經歷過來的人忘卻這個事件。有位年輕的報社員工居然以為“六四”是一次礦難。﹝４﹞
我們不能忘卻，我們必須釐清被屠夫們搞模糊的歷史真相，我們必須看清歷史事件的性質。為了那些死難者的靈魂得到慰藉，為了避免這種反人性的屠殺事件再度發生，為了中國人民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本白皮書將根據當時中國國內報章和電台、電視台的報道和20年來不斷披露出來的回憶錄和採訪文章等，根據中國當時的憲法和法律，根據人們心中的正義觀，來分析和解答當時發生了一場什麼樣的運動，北京到底有沒有發生“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對北京市的戒嚴是否違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平暴”是不是屠殺，以及“六四”事件對世界的影響和我們的歷史反思。最後，我們提出“八九”民運沒有完成的訴求。
二 事件的經過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的人民請願活動即“八九”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政府動用約20萬人的軍隊強行推進北京，鎮壓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造成了約上萬平民的傷亡。這就是“六四”屠殺。以下是這個事件的主要過程。
“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背景簡介
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垮台後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帶來兩大反思和訴求，一是要求人身和思想的自由，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要求，另一是要脫貧，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口號。1978年5月以“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代表了第一種反思。但是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文革冤假錯案平反的任務，在鄧小平復出並全面掌握國家政治權力後就開始受到壓制，作為官方支持的思想解放運動就基本停止了。但是，人民繼續在反思，故出現了西單民主牆和北京高校的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也稱之為北京之春運動。中共當局在文革結束後不到4年的時間裡就鎮壓了西單民主牆。人們畏懼和痛恨的反革命罪這條鞭子又開始在人民頭上揮舞。1980年，鄧小平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以桎梏人們的思想；1983年中共當局進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7年初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受到進一步的壓制。
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其出發點是為了擺脫文革式政治，不搞政治運動。但是，這個指導思想是以不挑戰中共的權威為前提和犧牲人民民主和自由權利為代價的。這個指導思想意圖取締意識形態上的各種爭論。總之它是一個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的跛腳的改革思路。然而，進行經濟建設和“不搞政治運動”本身就是政治。如何實現現代化本身擺脫不了意識形態的爭論。思想和政治權利上的長期壓制使得人民尋找釋放的機會，挑戰權威。當經濟改革帶來利益重新瓜分並導致分配不公的時候，當各種社會矛盾加劇的時候，人民必然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鄧小平不願意見到的政治必然要浮上社會台面。1988年政府開始的物價闖關失敗後導致高通貨膨脹產生了大規模的民怨。社會分配不公和政府官員的“官倒”即腐敗問題使社會矛盾加劇。這種民怨和反“官倒”是八九年學潮的社會基礎。
熱血愛國青年感受到了那種思想上的壓制和民怨，於是1986年底爆發了全國各大城市的爭自由要民主的學潮。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實權派以傳統的內部高壓方式將學潮壓下去了。他們逼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辭職，開除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等幾位“資產階級自由化”領頭人物的黨籍和職務，﹝5﹞並且發動了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可是學生們仍然在壓抑當中。他們渴望著自由，期待著政治民主化。因為胡耀邦是在86年的學潮中下台的，他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自然成為大學生們釋放政治上的壓抑和呼喚民主自由的一個歷史契機。一場以悼念胡耀邦而開始的學潮發展成了一個震驚世界的人民請願運動，同時世界人民也目睹了共產黨屠殺的行徑。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論（4月15日--4月25日）
1989年民主運動起始於大學生們對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悼念活動。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的幾個小時之內，北京大學和其他的大學的學生們通過大小字報表達了對胡耀邦的悼念，也表達了對中國政治的不滿和對中國領導人的批評。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個大字報寫的是“該走的沒有走，不該走的卻走了，”明顯將矛頭指向鄧小平。4月17日夜北京大學和其他幾所大學擁著“中國魂”的特大橫幅走向北京天安門廣場。4月18日他們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了“七條”請願書，內容如下：
1.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
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佈其財產狀況；
4.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制定新聞法；
5.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制定的限制遊行的“十條”；
7.對此次活動作出公開的報道，見諸黨政機關報。﹝6﹞
以上七條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基本政治主張，歸納起來為兩個請願訴求：一是要求自由和寬鬆的政治環境；二是反對腐敗，即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反官倒”。其中沒有提出任何選舉在內的民主要求，沒有要求更換政府，更談不上推翻一個政府。當日學生們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靜坐後，作為全國人民代表的體育播音員宋世雄，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曹西平出來接受了“七條”。
當晚約8時左右，靜坐的學生解散，但是靜坐外圍的學生拉著“中國魂”的橫幅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在的“新華門”前示威。這就發生了“4.19”和“4.20”所謂的“衝擊新華門”事件。在這個事件當中，中央的有關報道強調
“有人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因為大多數學生當時沒有這種政治訴求，這種報道激化了學生的情緒。
4月20日後，北京的幾所主要大學開始組織學生自治會。中共中央決定在4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追悼大會”。當得知北京當局將封閉天安門廣場不讓學生到天安門參加追悼大會後，北京主要大學的自治組織決定進駐天安門廣場集體參加“胡耀邦的追悼大會”。4月21日晚，各大學的學生突破封鎖，凱旋般的進駐了天安門。中共中央在學生們已經進駐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下決定允許同學們在廣場聆聽追悼大會。大會結束後，幾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
“跪遞”他們的請願書，結果中國當局不予理睬。這件事情後，學生開始了罷課。
與此同時，上海，天津，西安，長沙，廣州，武漢等外地的高校也出現各種大字報，聲援北京的學生，提出了和北京的大學生們同樣的要求。
胡耀邦去世後，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和戈揚主編的《新觀察》4月19日在北京聯合舉辦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世界經濟導報》整理成3萬字的長篇報道，並在第“四三九”
期用整整五大版刊印了這篇報道。在尚未發行之前，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市委要求該報總編輯欽本立刪改其中關於一些敏感的文字，遭到欽本立的拒絕。欽本立頂住壓力，堅持發行原版。於是上海市委決定要求收回發出的報紙，但是只收回16萬份中的2萬份。﹝7﹞後來，上海市委在鄧小平
“4.25”講話的當晚，決定整頓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這個事件導致了新聞從業人員和知識分子走上街頭，要求新聞自由。
“4.26”社論到“5.13”絕食前夕（4月26日--5月12日)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學校和有關部門口頭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指出中國發生了政治動亂，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即鎮壓。﹝8﹞(
4月26日人民日報社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發表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指出極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
這個社論是1989年運動的轉折點。盡管社論說是“極少數人”，但是學生們認為那只是文字遊戲，他們認為社論就是否定學生們的政治訴求，矛頭就是指向全體學生。他們說
“我們沒有搞動亂”。於是他們沒有屈服，再次走上街頭。
4月27日發生了1989年學潮的第一次最大規模的遊行，遊行表達的是反對“4.26”社論，學生們堅持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愛國行為，不是動亂。遊行的前夜校園內外格外緊張，有消息傳出來當局會派軍隊鎮壓，各派力量都在較量。可是學生們還是衝出了校園，走上了街頭。遊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熱烈支持。他們高喊“大學生萬歲”並且送來了麵包和水。當時最吸引人的口號是“媽媽，我們沒有錯”。 ﹝9﹞有的學生的母親也到遊行隊伍，母女擁抱著，享受著那自由的一刻。事前佈置的軍警在北京市民和學生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4.27”大遊行迫使政府有關當局開始和學生對話。政府在對話中沒有表示出誠意。5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代表團團長和高級官員講話時，要求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10﹞趙講話後，學生們宣佈復課。
由於政府和學生的對話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央沒有改變
“動亂”的定性，政府對學生們的政治訴求也沒有誠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來訪前一天，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學生開始了在天安門廣場絕食。
“5.13”絕食到宣佈戒嚴（5月13日--5月19日）
1989年5月13日是一個悲壯和值得記憶日子。那天北京的大學生們開始了絕食。同學們頭戴白巾用紅筆書寫著各種誓言。他們從北京大學南門出發。北大南門上巨大的白色橫幅寫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盼復還。”大學生的絕食宣言寫到：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11﹞
學生們的絕食訴求也很簡單：（1）要求政府迅速與學生舉行實質性的真誠對話，（2）要求政府承認他們沒有搞動亂而是在進行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絕食由“絕食團指揮部”領導。﹝12﹞
5月15日北京發生了聲援學生們的大遊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電視台開始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道。之後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軍事院校的學生都走上街頭，聲援學生，要求政府認真對話。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曾報道那幾天北京每天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此時，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已經波及到全國。許多大城市的學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頭，他們也在當地的政府門前請願並開始和當地政府領導對話。外地的學生還趕到北京參加絕食和聲援絕食，並且組建了“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外高聯”。
5月19日凌晨，中國的第一個自治工會宣佈在北京成立。他們在其成立宣言中，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廿四小時之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同學的兩點要求。否則，工人們將從5月20日中午12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24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但除了一個工廠響應罷工外，北京沒有發生全市性的罷工活動，原因是政府頒佈了戒嚴令。﹝13﹞
5月19日晚，中國當局決定在5月20日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戒嚴令以國務院的名義發佈，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並派解放軍執行戒嚴，同時成立了“解放軍戒嚴指揮部”。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因為反對戒嚴未出席“戒嚴”大會。在此之前，也就是在5月19日凌晨，他看望了廣場上絕食的學生並且極富同情地用擴音喇叭對學生喊了話。趙之後就被軟禁，未經任何法律程序，被剝奪自由，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這一切都說明，當局無意採納趙紫陽提出的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法解決政治糾紛，沒有誠意對話。他們一意孤行，要用國家的暴力來解決人民的和平請願。
戒嚴到屠殺（5月20日--6月3日）
在5月19日晚宣佈戒嚴後，從四月底就被調動的解放軍﹝14﹞開始開往北京城執行戒嚴，說是“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決不是對付學生的”。﹝15﹞可是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們不相信他們，於是開始了一場反對戒嚴的活動。古都北京百年來經歷了無數反抗政府的活動，見證了幾個政府的更迭，但是沒有一個政府命令軍隊進城鎮壓學生運動。北京市的婦女、老人、工人、政府官員、甚至有些警察，他們來到戒嚴的軍車面前，勸說著滿臉稚氣的解放軍“娃娃”，讓他們撤軍。軍人們猶豫了。有些將軍們也開始反對戒嚴。戒嚴中，北京各界人士繼續走上了街頭聲援學生。天安門廣場上成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同時，戒嚴也吸引了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目光。
世界華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規模的活動聲援學生。5月28日發生了全球華人大遊行。香港市民參與的規模最大，在600萬人口的香港，有一百多萬人參加了大遊行。5月30日，由中央美術學院和其他幾所院校的學生趕制的“民主女神像”
聳立在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周舵、侯德建和高新即“天安門四君子”於6月2日發起《六二絕食宣言》，聲言絕食72小時，呼籲知識分子“以行動抗議軍管”，並提出“我們沒有敵人，不要用仇恨和暴力毒化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進程”。﹝16﹞
以嚴家其為首的學者們同時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戒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國人大常委會下次開會的時間是6月20日。包括57名（後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的公開信要求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會議。他們要求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討論“罷免李鵬總理”和
“取消戒嚴”的議題，要求當權者按照憲法的規定和法律的程序來解決政治問題。學生們沒有撤離廣場，期待著人民的代表討論和決定國家的命運。
軍隊在各種反對的聲音下，在北京郊區停滯不前。本來，這是個讓衝突各方和中共黨內高層各個派別協商解決國內的政治危機的最好機會。可是，面對人民改革的呼聲，特別是面對人民要求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解決政治紛爭的要求，時任國家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鄧小平及其追隨者害怕“橡皮圖章”的民意機構變成一個真的民意機構而擺脫了他們的控制，於是決定用武力來結束非暴力的和平集會和示威。這就導致了天安門“六四”屠殺。
“六四”大屠殺（6月3日--4日）
在6月3日晚十時，學生們還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的時候，約20萬人的戒嚴部隊在坦克車的引導下已經分兵進軍廣場。﹝17﹞據資料披露，當局在6月3日下午4時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強行進軍北京市區，佔領天安門廣場，驅趕學生，進行所謂的“天安門清場”，並命令軍隊務必在6月4日早6時前完成清場任務。﹝18﹞當晚6時30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放戒嚴部隊緊急通告，宣佈“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19﹞以下是“維基百科全書”關於6月3日晚到6月4日發生的屠殺情況﹕
晚上10時後，天安門與長安街的形勢急轉直下。軍隊入城後遭到市民阻撓，軍隊開槍，其中木樨地是死傷最多的焦點。該處聚集數千人，部分人用碎磚頭砸打（戒嚴部隊），軍隊立即一排排衝上大橋，邊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邊向投石頭的市民開槍。
從這時起，軍隊時而向天開槍，時而對（著）人群掃射，有人中彈倒下。民眾不斷向後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軍隊用衝鋒槍向罵聲掃射，約百名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邊的復興醫院。復興門外大街兩旁的市民從自家窗戶上探出頭來痛罵，也有人從窗口上往馬路上投東西，軍隊開槍還擊，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左右的路段，兩旁建築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濺，其中22號樓、24號樓兩幢部長樓有3人在樓上被子彈打死，當中據報包括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尊的女婿。
根據BBC記者現場報道，解放軍從卡車上不分目標的向人群射擊；在天安門廣場的一次掃射中，她自己被屍體絆倒，幾碼之外被當場射殺的還有兩人，重傷倒地不起的兩人；之前北京某兒童醫院20分鐘內送來40多名遭槍擊的重傷者，其中包括婦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彈，其中有兩人已死亡。有說一些死者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但說法並未得到證實，但一些錄像卻顯示解放軍直接在長安大街向市民開槍。
廣場上的學生雖然知道鎮壓開始，但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最多是被軍人押走。此時不斷有人跑入廣場緊急報信，說明軍隊荷槍實彈掃射示威者，廣場陷入驚恐。
凌晨1時，天安門以西約四公里的復興門傳出槍聲，軍隊向堵塞他們的群眾開槍，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復興門外醫院接收大量死傷者。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緊急通告》，內容說：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中國官方資料稱，《通告》內容廣播後，至凌晨2時，幾十萬人的廣場只剩下數千名學生和市民。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據報中槍者包括徒手阻攔軍隊的平民以及旁觀的民眾，也包括現場搶救的醫務人員，另外有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至少五人被壓死，九人被壓傷。﹝20﹞
根據陳希同的1989年6月30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暴亂”中有六千多軍警傷亡，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他說“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
顯然，中國官方的報道將軍警傷亡的數字誇大，將學生和市民傷亡的數字大大縮小。根據綜合報道，平民死亡的人數遠遠高於陳希同的數字。根據T.布魯克的《死亡調查》，僅就北京13家醫院的統計，死亡人數在6月3日晚就達479人。﹝21﹞據透露，前國家主席楊尚昆曾經談到“六四”期間軍隊造成600多人死亡。﹝22﹞無論如何，“六四”屠殺造成了上萬人的傷亡。但是20年過去了，中國官方沒有進一步的調查“六四”事件，死亡人數也沒有進一步的核實。即便按照中國政府的定性，政府也應當甄別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誤傷的市民並加以善後補償。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17歲的兒子在所謂的“平息反革命暴亂”中被槍殺致死，至今政府對於她兒子的死沒有一個正式的定性和賠償。以丁子霖為領導的一些受難者媽媽組成了“天安門母親”，要求中國政府調查“六四”事件，要求政府讓她們公開和不受干擾地悼念他們死去的親人。這樣一個簡單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答覆，並且她們一直受到當局的騷擾和恫嚇。
三 “八九”愛國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運動
北京的學生在1989年4月走上街頭，在“反官倒”、“爭自由”的號召下，獲得了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一個學潮在政府僵硬的態度下引發了一場廣泛的愛國民主運動。人們稱之為“愛國”，是因為學生們追求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國家的富強。人們稱之為“民主運動”指的是當時人們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對政府進行的批評，甚至要求總理李鵬下台等。從整個運動的訴求和形式來看，這個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個大規模的人民和平請願活動。
請願就是公民對向政府機關提出各種訴求的活動。請願往往通過言論自由或遊行示威集會等自由權利來表達。在多數情況下，請願的活動是承諾或願意在現有憲法和法律的秩序內進行。“八九”民主運動正符合“請願”的基本特點：人民行使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要求政府落實憲法，或稱之為
“行憲”。就運動的主流來看，人們沒有提出超出憲法之外的要求。它是一個“維憲”運動，而不是一個“修憲”運動。它也沒有提出“廢除”憲法和推翻政府的主張，所以還談不上是一場革命。
“反官倒”和爭自由是運動的基本訴求
“八九”請願的主要訴求是4月17日學生們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提出的“七條”。如前所述，這“七條”歸納起來就是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言論表達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
“陽光法”在內的“反官倒”即反腐敗的要求。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當局在4月25日認定學生的請願活動是“動亂”
後，學生們加上了“摘掉動亂帽子”的內容。在當局決定在北京市區實行戒嚴後，請願者提出了通過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罷免李鵬”和“取消戒嚴”的訴求。
請願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
以上所有的請願要求都在中國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關於表達自由，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學生們所要求的是當局保證和落實這些自由。
關於人民的請願權利，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
關於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實行罷免權和監督權，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憲法第六十二條和第六十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憲法的實施，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並可以罷免之。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國務院的工作，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與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罷免總理李鵬和取消戒嚴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當時請願者還要求鄧小平下台，這是要求在中國革除軍事寡頭政治。因為鄧小平當時只是一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是卻實際操縱中國的政治，所以這個要求是合理的。
全國各界人士參與了請願
“八九”民主運動已經超出了歷史上一般的學潮，後期已經變成了各界人士參與的人民請願運動。據研究報道，全國
300多個城市發生了抗議示威活動，出現有數百個自治團體，近萬人參加了長達一周的絕食，數千萬人參加了各地的遊行。﹝23﹞
這個運動的全民性首先表現為各界人士聲援學生和直接參與（如北京成立的工人自治聯合會）。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報道了北京連續幾天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持學生，要求中國當局與學生對話的活動，其中包括軍人和警察。《北京青年報》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發表的問卷顯示，90%的答卷者認為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並且參加或支持了這個運動。其次，中共黨內包括黨的總書記在內的多數黨員同情或支持學生。《中國婦女報》1989年5月19日第462號報道了兩個婦女黨員的心聲。她們說：“北京大學生絕食請願，實在是萬不得已。這恐怕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但目前絕食已有六天，聲援活動波及全國。這說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黨心所向。”他們希望中共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去進行真誠的對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也要求通過對話協商來解決政治糾紛。再次，市民們自覺和勇敢的站出來抵制軍隊參與戒嚴。他們的傷亡比學生的傷亡要大得多。
請願是在和平的方式下進行
在“八九”請願活動中，學生和市民們採取包括遊行、集會和結社、對話、靜坐和絕食的和平表達方式進行。絕食雖然將請願活動帶到一個激烈的高度，但那是以絕食者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人民的自由，這和當局用軍隊的自動槍和坦克來剝奪請願者的生命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在請願期間，請願者和全國聲援的人民沒有通過暴力、暗殺、搞武裝、政變、或其他非和平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八九”請願運動堅持了和平原則。
運動的主流沒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徹底變革
“八九”請願活動沒有提出顛覆憲法或在憲法之外重新建立一個政治制度的訴求。他們甚至沒有將“選舉”和“修憲”
等民主改革作為主要訴求。在絕食最緊張的時候，請願者提出的是“維護憲法”，在天安門廣場成立的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在”4.27“大遊行的時候，學生們打出了“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口號。這些都說明，請願活動沒有意圖“否定中國共產黨”。請願者至多是要求共產黨作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反對“官倒”和落實人民的自由權利。
當然在整個運動過程中，有少數人提出了超越學生們訴求之外的訴求，比如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徹底否定。典型的事件是5月23日來自毛澤東故鄉湖南的余志堅、魯德成和喻東岳等三人用顏色雞蛋潑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同時打出“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橫幅。但是3個當事人是廣場上示威的學生們“扭送”到公安局的。當事人之一的余志堅說到：“我必須指出的是，沒有八九學潮，我們是不會進京的；沒有所謂戒嚴令的頒佈，我們也是不會去砸毛像的。我們過去、現在都是中共的反對派，而在八九民運中，我們卻是廣場上的少數派，或者說激進派。”﹝24﹞這個少數派的觀點在六四屠殺後變成了主流觀點。(
罷免國家領導人是人民改變政府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宣告了人民通過選舉治理國家的權利和人民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的原則。﹝25﹞中國憲法規定了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2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其常務委員會有權選舉和罷免包括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內的國家領導人其他國家工作人員。﹝27﹞這就是人民改變政府的權利。
在當局1989年5月20日宣佈戒嚴後，北京和其他地區的遊行隊伍裡出現了“召開人大”和“罷免李鵬”的口號，5月25日，香港的文匯報刊登了57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議程包括罷免李鵬總理。要求罷免國家總理本是人民依照憲法改變政府的權利，由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屠殺後卻說這是“制造聲勢，煽動推翻政府”。﹝28﹞
當時最為激烈的聲明是在戒嚴生效的當天（5月20日）的《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該聲明說，“鑒於李鵬、楊尚昆等國家領導人仍然一意孤行，現在是聯合起來，同全國人民一道通過法律程序罷免這幾個暴君的時候了”。
“為了討伐和嚴懲這幾個暴君”，學生和工人們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總理李鵬，罷免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與人民為敵的現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公審這些暴君。”﹝29﹞
以上的言論不是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而是呼籲人民依據憲法改變政府。然而，當局則用這個聲明作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定罪證據。這是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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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2〕最早由鄧小平在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所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
〔3〕以下是中國政府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簡短的標準答案：標題：“1989年政治風波”：“80年代末社會上掀起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此影響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學生針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形成學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但是極少數人自由化分子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借口，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他們的煽動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學生大批上湧街頭舉行遊行活動，西安、長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機進行了打、砸、搶、燒，學潮迅速發展成為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號召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但是，形勢並沒有好轉。5月19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但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一些人與戒嚴部隊對抗。同時，上海、廣州等地也接連發生暴徒衝擊黨政機關、破壞交通設施等嚴重事件。對此，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暴亂。這場政治風波破壞了我國正常的社會秩序，擾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進程，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5833/65839/66944/4514254.html 。
〔4〕美國VOA電台2007年6月6日報道“中國成功封鎖六四，年輕人不明其意”。報道指出在《南方日報》和《成都晚報》上登出紀念“六四”的廣告，原因是年輕職員不知道“六四”而認為是一次礦難。
〔5〕鄧小平1986年12月30日發表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點了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的名字。他們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後受到被開除黨籍和降職等處分。見《人民日報》1987年1月15日，1月20，和1月25日。中共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參見：高皋《三頭馬車時代》，第206-12頁，明鏡出版社，2009年。
〔6〕關於“七條”請願的內容，不同媒體的記載略有差異。本文的“七條”內容來自於當時親自組織靜坐並將“七條”遞交給全國人大代表的李進進的回憶文章（見李進進《我在一九八九年經歷的兩個歷史事件》，載陳子華等著的《欲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第209頁，明鏡出版社，2004年，又見“博訊”網李進進博客《記“八九”年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http://www.boxun.com/hero/lijj/4_1.shtml 。
這裡七條中的前六條和張良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第7版，以下簡稱《“六四”真相》）的前六條基本一致，但是《中國“六四”真相》第七條差別特別大，為“７．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六四”真相》，第123頁。當時學生們根本就沒有提出這麼直接的民主要求。中共的領導人看到這點肯定不高興。這條顯然是被報告人篡改了，目的是進一步挑撥和加深學生和領導的矛盾。這個篡改很有意思，說明了共產黨內部鬥爭的複雜性，也說明了我們在讀《“六四”真相》一書的時候，要特別記住，那些報道或報告是內部人加工給領導看的，不完全是事實，旨在影響領導的決策。
〔7〕參見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第133-35-頁，世界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
〔8〕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在“4.26”社論公佈之前先在各高校教師和黨員中傳達，其中有句話是“跳蚤頂不起被窩”。筆者親自聽了傳達。但是這個講話傳達的時候，特別講明是根據紀錄。到今天，這個講話也沒有正式的文稿。參見《“六四”真相》第194-199頁，其中鄧小平的講話的內容很少。這讓人懷疑，4月25日傳達的講話是否被人添油加醋了。
〔9〕《中國婦女報》1989年4月28日，以“媽媽，我們沒錯！”作了詳細報道：
〔本報北京27日訊 記者墨寧、雷收麥、陳西林報道〕“媽媽，我們沒錯！”──首都數萬感到委屈的大學生今天上街游行。雖經北京市府有關部門、公安幹警、學校一些領導和教師的耐心勸阻，未全奏效。
今天的情景表明，政府對近40所大學學生的這次請願活動採取了克制、寬容的態度。記者看到，遊行過程中，學生通過了多道警戒線，值勤軍人和警察未與學生發生任何衝突。
盡管參加遊行的學生對有些事感到有些委屈，但在標語中很少出現過激語言。
一條橫幅上寫著“我們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另一條標語上寫著“和平請願，反對動亂”……(
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遊行方陣中一條標語──“媽媽，我們沒錯！”(
〔10〕《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
〔11〕請參見《六四民運》 http://www.ngensis.com/june4/june4s.htm#3
〔12〕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260頁，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1996年6月。
〔13〕見李進進“我在一九八九年經歷的兩個歷史事件”，載陳子華等著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第214頁，又見“博訊”網李進進博客“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 http://www.boxun.com/hero/lijj/5_1.shtml 。
chinesenewsnet.com)
〔14〕參見張世軍“致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1989年4月20日，我隨所在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全文見http://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341179。(chinesenewsnet.com)
〔15〕“戒嚴部隊指揮部告北京市民書”，《人民日報》，1989年5月22日。
〔14〕參見張世軍“致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1989年4月20日，我隨所在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全文見http://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341179。(chinesenewsnet.com)
〔15〕“戒嚴部隊指揮部告北京市民書”，《人民日報》，1989年5月22日。
〔16〕全文請見“64Memo──《六二絕食宣言》”
〔17〕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後簡注“吳仁華”），第48-50頁，真相出版社。(
〔18〕《“六四”真相》，第912-13頁。
〔19〕吳仁華，第34-35頁
〔20〕維基百科全書中文版
〔21〕T.布魯克，“死亡調查”，陳小雅《沉重的回首》，第209頁，開放雜誌社，2004年。
〔22〕參見，美國《世界日報》2008年6月4日。
〔24〕中國信息中心“觀察”網，“余志堅：永遠的反對派”，2008年2月23日
〔25〕《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26〕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第二條，第三條。
〔27〕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第六十二條，六十三條，六十七條。(
〔28〕《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紀實》(香港注釋本)，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後《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第148頁：
香港《文匯報》上，刊登出57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議程包括罷免李鵬總理的新聞報導，制造聲勢，煽動推翻政府，造成嚴重後果。簽名材料由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提供，並將5月17日、18日、21日三次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委員合在一起，通知了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劉銳紹。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為了「堅持下去」，又一次組織了非法遊行。14時許，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周圍出現了遊行隊伍，但遊行隊伍比較鬆散，人數約為2萬人左右，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
〔29〕見《“六四”真相》第553-54頁，《驚心動魄的56天》第129-30頁。該文的全文由李進進起草，並由韓東方和郭海峰等簽署，在廣場通過絕食團的廣播車播出的。聲明的全文未見公開報道。李進進因此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認定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免予起訴決定書”（90）京檢分審第3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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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多維新聞網）
om
令狐少俠轉載
7/5/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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