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七 戒嚴是非法之舉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宣佈對北京部分地區戒嚴。戒嚴令是以國務院的名義的決定的，由總理李鵬簽署發佈。戒嚴的理由是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動亂。如前所述，戒嚴的理由本身不足，因為北京沒有發生動亂。
國務院的戒嚴令的決定過程也不符合當時的法律。中國憲法規定，國務院可以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在這裡，憲法規定的是“國務院”的職權，而不是總理的職權。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審計長和秘書長組成。雖然憲法規定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但是憲法同時規定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秘書長組成國務院常務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這說明中國的總理不是西方分權理論下的行政首腦只對議會負責，在行政權範圍內享有排他性的獨斷權力。中國憲法要求中國總理實行民主集中制，對於重大問題要經過集體討論。這點被他們自己譽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對中國的首都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無論如何都是法律規定中的“重大問題”，依法要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或全體會議討論決定。但是，1989年5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在頒佈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時候，沒有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或全體會議討論決定。這一點，可以通過查閱1989年5月的《國務院公報》來證實。該月的公報沒有國務院常務會議或全體會議開會的紀錄。我們也沒有看到有其它任何文獻記載有國務院常務會議或全體會議開會討論戒嚴的事項。可見，李鵬的決定只是他自己根據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等幾個人做出的，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人民對於這種非法之舉當然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請願，要求廢止之。
八 北京市“遊行示威十條”越權無效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986年12月26日通過並於次日頒佈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這個規定共有十條，故簡稱“遊行示威十條”或“十條”。有人用這“十條”來譴責參與1989年遊行示威者，同時為軍隊鎮壓找借口。這是站不住腳的。
這“十條”的制定是在1986年底北京學潮高潮期間出台的，其內容是對憲法規定的人民的表達自由的限制，超越了憲法賦予地方人大的權限。“十條”中除了空頭地講“公民依法舉行的遊行、示威，本市各級人民政府予以保護”外，其它都是限制性的規定。其中的最大限制是無所不包的抽象條款：“違反憲法、法律規定，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換句話說，政府當局可以借口以上條款，否定任何遊行的申請，而不予加以說明，也不受其他任何機關審查。它規定了申請制度，卻沒有規定覆議制度。可見申請制度是單方面的，實際上“十條”
只是授予政府有不批准的權力，沒有給遊行申請者對“不准遊行”決定的覆議權。換句話說，政府讓你遊行你就遊行，不讓你遊行，你就不能遊行。人民哪還有什麼遊行的自由。它還規定“人民大會堂、中南海、釣魚台國賓館和首都機場的周圍不許可遊行、示威”。這是最荒唐的規定。這些地方是公共地方，更是人民實施表達自由的地方。這個限制也師出無法，沒有任何法律的授權。可見，這“十條”走的多遠。其他的限制不一而足。
“十條”本屬越權無效。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不是聯邦制
國家的分權體制。中國的立法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所有的法律淵源都來自全國人大。地方人大的法規只能是為執行法律而依據授權來制定的細則。國務院的法規在地方法規之上。故在中國的立法上，中央和地方只有原則和細則之分，沒有立法權限的劃分。地方人大無權直接制定出限制憲法規定的人民自由的地方性法規。中國憲法規定了人民遊行示威的自由。到1989年10月為止，中國國家立法機關和國務院沒有制定具體的法律和法規限制遊行示威自由。所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十條”規定，超越了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直接限制憲法的規定，本屬越權。越權無效，這是基本的法律原則。人們提出請願取消這個規定，是中國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
“六•四”屠殺後，中國當局在幾個月之內（1989年10月31日）就制定了遊行示威法。這說明，中國當局認識到了“十條”的越權的問題，實際上否定了“十條”。這個
“十條”也在新的法律出台後作廢了。因此我們不能以“十條”為標準指控北京學生和市民們的遊行示威為非法，更不能以此為解放軍的屠殺尋找理由。即便按照“十條”為標準說遊行示威者為非法，那也不是解放軍屠殺人民的理由。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義底線。人民有“和平不服從”的權利。否則人民就不能夠突破社會不公和政府對人民自由的限制以及非法之法，社會正義就無法實現。我們也就無法理解過去的奴隸何以成為今天社會平等的一員。這是自然之法，正義之法。
九 歷史的反思(chinesenewsnet.com)
從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的“公車上書”事件到1989年的以學生為先導的人民請願運動，中國人民經歷近百年的外患內亂。大小學潮也以百計。可是，無論從清朝政府、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和曹錕等北洋軍閥政府，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他們都知道“鎮壓學生，千古罪人”。
從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的“公車上書”事件到1989年的以學生為先導的人民請願運動，中國人民經歷近百年的外患內亂。大小學潮也以百計。可是，無論從清朝政府、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和曹錕等北洋軍閥政府，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他們都知道“鎮壓學生，千古罪人”。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的衛隊開槍打死40餘請願的學生，作為軍閥執政的段祺瑞立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百年學潮中，只有1989年的學潮遭到共產黨政府有計劃有組織的屠殺。屠殺後，當局不但堅不下跪，甚至不讓人們追悼死難者。這是中國人民的悲哀，共產黨人的恥辱。
“六‧四”屠殺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六‧四”屠殺後，全世界除了極少數的國家外，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發出了譴責、憂慮或對屠殺表示遺憾的聲音。世界各國民間抗議屠殺的聲音響徹全球。
“六‧四”屠殺後共產主義陣營也開始發生動搖。匈牙利政府國務部長波日高伊‧一姆雷和外交部長霍爾恩‧九洛指出：“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遺憾，也向我們提出一個嚴重警告，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使用這種手段，去鞏固保守統治地位和獨裁統治。”﹝57﹞這就是
“六‧四”屠殺在二十世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給世界人們帶來的反思。
在這種反思中，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從柏林牆在
1989年11月的倒坍開始崩潰。1989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共當局後來的屠殺對這個進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影響是，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對中共的屠殺無寸鐵的民眾的討伐聲中，獨裁者和軍人們不敢冒世界人民之大不韙向抗議的民眾開槍而且那些覺醒的軍人調轉了槍頭。當羅馬尼亞的前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命令其國防部長向民眾開槍的時候，他舉槍自盡，而他的繼承者反戈一擊，將這個獨裁者送上了人民的審判台。在那裡，只有獨裁者夫婦的腦袋落地，而沒有千百萬人頭落地。
中共遮遮掩掩承認的教訓
中國當局自己對“六‧四”的屠殺也有些遮遮掩掩的反思。中共前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爾特斯訪問中在回答她的有關“六‧四”鎮壓的問題時說：“我們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訓，正如中國一句諺語所說的‘吃一塹，長一智’”。他的傳記作者寫道：“江說在今後的事件中，將動用攜帶非致命武器的防暴警察來維持秩序”。〔58〕很明顯，江澤民講的“吃一塹”
當然指的是軍隊的介入和開槍就是挫折和錯誤；“長一智”
就是當局以後盡量不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對付群眾運動。這說明，中共當局自身否定了用軍隊鎮壓抗議民眾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可是江澤民在正義面前吞吞吐吐，說了一半立刻打住，對芭芭拉補充說到“向在行動中犧牲的人民解放軍表達（他的）敬意。”他還特別強調“我們懷念他們”。可是，被解放軍開槍打死的那些百倍於死亡的戰士的市民和學生呢？那些當初陳希同公開承認的被解放軍“誤傷”致死的人呢？江澤民對他們都沒有提到，更別說表示點滴的同情或遺憾。這就是中共領導人的生命價值觀。
學生們喊出了時代的聲音
“六‧四”屠殺後，有人別有用心地將“六‧四”屠殺的責任推到學生們的身上。這是對屠殺者鞠躬。屠殺就是屠殺者的責任。學生們在請願的策略上或許應當反思。但是任何反思離不開當時的歷史環境。學生們走上街頭的熱情是社會生機活潑走向發展的必需。他們的聲音是那個時代的人籟，也是一種天籟。人民在壓抑之中，他們也要怒吼。全國各城市千百萬人自發的上街支持和聲援學生，是那個時代人民給予他們的肯定。當時很多人都說，“謝謝你們，大學生，你們講出了多年壓在我們心裡的話。”歷史還記載了這樣的口號：“學生代表歷史﹐學生代表人民”，“學生是中國的希望”，“後生教先生﹐先生趕後生─生生不息”，“學生萬歲﹐理解萬歲”。〔59〕當年走上街頭的學生喊出了那個時代的聲音，那是人民對對腐敗和獨裁者的怒吼。
“六‧四”的槍聲摧毀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如果說“八九”民主運動在“六‧四”開槍前還只是反對共產黨的“腐敗”的話，那麼“六‧四”的槍聲讓大多數中國人清醒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整個制度開始懷疑和否定。共產黨在鎮壓的槍聲中開始失去了其統治的合法性。“六‧四”屠殺後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的統治不是來自民意的選舉或人們的認同，而是來自軍隊的鎮壓。在權威的管理和犧牲一大批人的利益和破壞環境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在過去20年裡得到了發展。但是，任何今天的經濟發展不可以掩蓋過去的罪惡。“六‧四”的血不是也不應當是今天經濟發展的代價。今後的經濟發展也不能靠流血來支持。
“六‧四”屠殺讓執政的共產黨背負著血債，執政黨有了強烈的執政危機。他們知道，他們做不好就要下台或者再開槍。執政黨希望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其統治的合法性。但是，人民需要全面地發展包括言論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生活。擺在人們面前的道理再清楚不過，只要一個政府的統治靠槍杆子來維護而不是靠人民的選票，其統治就不會有任何合法性，統治也將總是處於危機之中。
“六‧四”屠殺後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受到進一步的壓制
天安門屠殺20年過去了，中國人民在自由權利方面不僅沒有得到任何進步，而且其條件比1989年還要倒退。中國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在過去20年有增無減。到今天為止，它們還關押著非政府組織者胡佳和“08憲章”的推動者劉曉波。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當局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就大把花掉人民的血汗錢設置網絡防火牆，設立網絡警察配以其他傳統的輿論控制手段來蒙住人民的眼睛，塞住人民的耳朵，堵住人們的嘴巴。在政治上聾啞的民族不可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信仰自由方面，不僅西藏人民受到了控制，內地人民一樣遭到了限制甚至鎮壓或受到虐待，其中包括法輪功修煉者自1999年7月以來所遭受到的鎮壓和磨難。同時，中國當局違背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拒絕“政治異議分子”回國，將許多中國人變成了無國籍人。
“八九”請願運動中提出的腐敗問題越演越烈
20年前人們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的請願訴求，到今天不但沒有得到解決甚至腐敗大有越演越烈的趨勢。不論中國處置了多少高官，腐敗在中國卻得不到遏制。據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全球著名非營利性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TI）的報告，2004年中國清廉指數，在滿10分的評分表中得3.4分，與敘利亞和南非並列71名。腐敗和不受制約的權力是天然的孿生兄弟。目前，在中國，反腐敗還只是共產黨的紀律部門控制的事情，人們的參與和監督是極為有限的。沒有人民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政府得不到有效的監督，腐敗就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20年前學生們提出的請願，將反腐敗和爭自由聯繫在一起。
“鎮壓正當論”是無義之說
在“六‧四”大屠殺後，有人試圖拿外國在歷史上動用軍隊來解決“暴亂”或騷亂的事件為天安門大屠殺辯護和譴責1989年學生遊行示威。最典型的說法是“像‘四二零’衝擊中央政府辦公處這種事，若是發生在憲政民主的北洋時代，段祺瑞政府是開了槍的。若是發生在彼得堡冬宮，哥薩克也是開了槍的。如果是衝擊美國白宮，衛隊也是開了槍的”。〔60〕有人甚至說“一切真理都是宣傳，”呼籲共產黨不要顧及“天安門”殺人，大膽的宣傳“殺人”的正義性，通過宣傳，真理就出來了。提出這種主張的人還舉例說，別國的政府都這麼幹過。他說美國政府1932年也動用軍隊驅趕過
“要求兌現補貼的退伍軍人”（Bonus Army）。〔61〕說此話的人還說過，美國的軍人在1970年還向學生開過槍。有的甚至拿1863年的“紐約徵兵暴亂”事件〔62〕為“六‧四”
屠殺辯護。這是所謂“鎮壓正當論”。
這是一種不考究歷史和違背歷史事實的不負責任的說法。美國軍人在1932年沒有開槍。他們使用的是催淚彈，只有兩名兒童死於催淚彈。〔63〕1970年美國肯特大學槍殺學生案是國民軍們自己判斷失誤的行為造成了3人死亡和8人受傷。〔64〕政府當局沒有命令和指揮開槍。紐約1863年的“徵兵暴亂”，首先是發生在美國內戰的時候，國家面臨分裂；其次，暴亂者反對一個具體的國家法律即美國國會的徵兵法；騷亂中的銅頭黨們的確針對平民和政府機構“打、砸、搶、燒、殺”。美國軍隊是在這些事件發生後開始介入的。請問這些事件發生在中國的1989年嗎？1989年中國學生們只是要求政府兌現憲法承諾的自由權利。北京的市民沒有對平民或政府機構進行“打、砸、搶、燒、殺”。他們只是用肉體阻擋軍隊的進程，用公共汽車擋住坦克的路。兩個事件沒有可比性。按照“鎮壓正當論”的說法，凡是反抗政府者就當誅。以此推論，美國的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都是暴亂。他們在世人面前不敢這樣推論下去。可見“鎮壓正當論”者缺乏正義之心。
“鎮壓正當論”無視另外一個正義程序，即西方國家發生如同“六‧四”屠殺這樣大的事情，一定有個專門的調查機構，向人民做個交待。當年美國“要求兌現補貼的退伍軍”
事件時任總統的胡佛在政治上受到批評。為了挽救影響，國會撥款10萬美元安排老兵回家。在總統競選中，胡佛當年就敗給羅斯福。羅斯福上台後，老兵又回到華盛頓。羅斯福總統仍然反對提前兌現老兵的退伍債券，但是派出他的太太和他們談判，並且安排老兵到佛羅裡里達修建高速公路，和解了老兵的訴求。〔65〕1970年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學案，聯邦調查局和總統委員會專門做調查並得出結論說國民軍開槍是錯誤的。此後在長達8年多的時間裡，受害者對上至州長下至開槍士兵的槍擊案責任者，進行一系列民事訴訟。1974年，聯邦檢察官也正式對開槍指揮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訴訟。〔66〕反觀中國，政府不但不做調查，連人民對遇難者的吊唁也受到限制和控制。
“鎮壓正當論”的比較方法本身是片面和強詞奪理的。如果他們按照美國的法律標準來衡量中國1989年的學生遊行示威的行為，那麼他們應當同樣要用美國的法律標準來衡量中國政府的行為及其法律的制度和實施。在美國，任何人可以在白宮前對美國總統的圖像扔鞋子。中國可以嗎？美國的警察批准遊行的程序簡單和明瞭，而且出來保護之。如果警察否定了遊行的申請，申請人還可以告到法院去，不一而足。在中國，人民的思想和自由幾十年來都受到控制和壓抑（文革遊行也是為了毛而不是反毛）。中國政府對於反政府的遊行是絕對禁止的。中國人民在1989年在衝擊中國最後一個帝國──一個從思想到避孕都給管起來了的帝國。其中有非理性的行為是正常的。但是政府的反應比民眾的非理性還要過頭，最後變成了屠殺。我們應當站在哪個立場？是譴責民眾的非理性，還是譴責暴君？
我們不能單方面地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的標準來衡量一個走向民主社會的民眾抗議行為。因為政府掌握著國家的資源和軍隊等暴力機器，我們首先要追究政府的行為。那種一味追究抗議者的行為實際上是默認或支持一個獨裁政府的為所欲為和歌頌暴力。這種思維不是糊塗就是獻媚。“鎮壓正當論”是投機的說法。“鎮壓正當論”者在其他多數場合為了批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總是要譴責任何軍警的野蠻行為的，更何況像天安門屠殺那樣的行為。他們在這裡只是為了辯護“六‧四”屠殺而狡辯。但是，他們在正義面前無法解決“鎮壓正當論”的歷史悖論，那就是，如果他們認為西方軍隊鎮壓平民是非正義的，那麼別人非正義的行為（殺人）只能證明自己的非正義。一種非正義的行為不能為另一種同樣的行為辯護。他們要證明1989年“六‧四”鎮壓的合法性就得承認別國軍隊鎮壓平民也是合法的。可是，他們既便想這樣做，也卻羞於這樣說，因為那是千夫所指的行為。
十 結論：沒有結束的請願和抗爭
雖然從6月3日晚解放軍在北京向平民開了第一槍始，就善惡已定，我們仍然要求中國政府負起責任，對“六‧四”事件進行全面和公開的調查，並公諸於眾，讓那些死於屠殺之下的靈魂得以安息，讓20年來社會和人們為此受到的創傷得以安撫。作為受難者家屬的“天安門母親”們，20年來在受到當局不斷打壓的情況下，不屈不撓地尋求正義，要求政府說出“六‧四”屠殺的真相，提醒世人拒絕遺忘。他們提出了如下訴求：
（一）“六四”大屠殺是一場反人類的暴行，決非政府所說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因此，當年在鄧小平主持下對“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須徹底推翻，並給予重新評價。
（二）“天安門母親”認為，公正、合理地解決“六四”問題，必須滿足如下三項要求，即：
1.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六四”事件進行獨立、公正、公開的調查，並向全國人民公布調查結果，包括公佈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單及人數；
2.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對其親屬做出公開道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並通過專項的“六四事件受害者賠償法案”，依法給予“六四”
受害者及受害親屬相應的賠償；
3.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檢察機關對“六四”慘案立案偵
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
這是受難者家屬的呼喚，也是全體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呼喚。我們認為，在“六四”屠殺二十周年的時候，當局必須公佈現在已經掌握的死亡者名單、死亡時間和地點、死前救助情況。
除了受難者外，“六‧四”屠殺後政府還逮捕、關押了一大批參與請願活動的積極分子和抵抗或抗議“六‧四”屠殺的平民，並將他們判處了死刑、無期徒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我們要求中國當局必須立即釋放所有與請願和“六‧四”屠殺有關的在押犯，賠償受害者的所有損失。
同時，“六‧四”屠殺後，還有許多參與者在其工作單位或就學的學校受到包括行政處分，開除等等各種不同的處分。政府應當對他們受到的各種不公道歉，並且補償因此受到的損失。
以上的訴求不僅是為“六‧四”受難者和被迫害者討回一個公道，也是八九民主運動訴求的繼續。20年來，中國當局不斷的在鎮壓異議分子，關押政治犯，並向世界各國“輸送”
政治難民，其數量達到世界之最。中國政府還違反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拒絕自己的公民回到祖國。這種違反國際法的非人道的行為是對中國這個大國形象的侮辱。為此，我們呼籲，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允許政治難民回國。為了防止產生更多的政治犯和流放政治犯，我們要求廢除因言定罪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其他懲治人民思想和言論的法律、法規；我們要求廢除關於剝奪人民信仰自由、懲治所謂“邪教”的法律；我們同時要求取消限制和剝奪人民自由的“勞動教養”制度。為此，我們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67〕使之成為具有約束力的國家法律淵源。
為此，我們認為《零八憲章》提出的“自由”、“人權”、
“平等”、“共和”、“民主”和“憲政”的基本理念符合全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中國走向自由和富強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觀念，也是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我們要求當局放棄專制主義的慣性思維，停止用“動亂、暴亂說”、“一小撮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陰謀說”，和“外國勢力操縱說”等指控來消滅異己和鎮壓人民的請願活動。這種思維的結果如同1989年的“4.26”社論和“戒嚴”一樣，只會激化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給國家帶來難以撫平的創傷。這種專制主義的思維該放棄了，否則，中國就無以建立保障和管理現代社會的法治文明，憲法就是空話和騙局，公民社會就難以建立，人民仍然不能當家作主，民眾的安全和福祉就不能免受來自暴政的侵害。這是我們的訴求，為此，我們將繼續抗爭。
鳴謝(chinesenewsnet.com)
本白皮書中的照片選自《爭鳴雜志》、《亞洲周刊》、《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新聞周刊》、《K&W圖片社》、《美聯社》、《六四檔案》網http://www.64memo.com/flash/，《天安門母親》網站以及今枝弘一先生。上述新聞媒體及記者們，冒著危險真實地紀錄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歷史不會忘記。由於出版倉促，未能一一致謝，在此，我們一並表示誠摯的感謝。
本白皮書中的照片選自《爭鳴雜志》、《亞洲周刊》、《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新聞周刊》、《K&W圖片社》、《美聯社》、《六四檔案》網http://www.64memo.com/flash/，《天安門母親》網站以及今枝弘一先生。上述新聞媒體及記者們，冒著危險真實地紀錄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歷史不會忘記。由於出版倉促，未能一一致謝，在此，我們一並表示誠摯的感謝。
另外還要特別感謝紐約天安門基金會贊助本書的印制。出版本書所有的收入將用於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和追查“六四”真相。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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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57〕維基百科，“六‧四”事件。(c
〔58〕參見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第146，169-70。
〔59〕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441頁。
〔60〕參見：馬悲鳴“八九民運與洛杉磯暴亂的異同”，
〔61〕李敖“一切真理都是宣傳”，《李敖有話說》，中國友誼出版社，2005年。
〔63〕“Bonus Army”，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65〕Britannica Encyclopedia,“ Bonus Amy”。
〔66〕同上雲兒。
〔67〕1998年10月5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大使在
聯合國總部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聯合國制訂的最重要的國際人權文書之一，1966年12月16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開放供簽署，1976年3月23日生效，共有53條。政府簽署的公約必須要得到國家立法機關的批准，國際法方可成為在國內具有約束力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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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一書由非羊書屋於2009年4月出版，定價US$9.95。該書策劃人授權多維網刊載，並聲明電子版文本以多維刊載者為準。）
（轉載自多維新聞網）
令狐少俠轉載
8/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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