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林外史】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四之二）
摘錄篇章
Ⅲ民主主義的利刃
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
節錄：
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傑斐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布了民族的獨立。美國的獨立是處於這樣的歷史條件：它不但代表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國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這樣，領導獨立戰爭的華盛頓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務，同時還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而被選舉為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大總統了。同樣，傑斐遜總統，不但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時也是消滅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美國獨立運動的豐富歷史內容，也就說明了美國為什麼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而且直到今天，也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民主世界的雙璧。
……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有其光榮的歷史傳統，美國的獨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對外戰爭與更長期的對內鬥爭中完成的。……
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戰爭中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20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也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毫無疑問的，今天美國以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為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盡人皆知，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在國際關係上是竭力主張迅速開闢第二戰場，堅決打擊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聯合蘇聯、援助中國，要求中國團結民主，把大西洋憲章的自由民主原則推行於全世界的；在國內關係上是竭力主張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與士兵權利、反對大資本家的壟斷的。……
當然，今天的時代異於華盛頓、林肯的時代，但是恰是這一點，格外加重了美國民主主義的意義和使命。如果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國內；那麼，今天的美國雖然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鬥爭卻是和國際的鬥爭不可須臾分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在這一次全人類的英勇戰鬥中，美國在作為民主世界的兵工廠上，在作為第二戰場的主要擔負者和太平洋戰爭的最大擔負者上，已經建立了不朽的偉績。而在戰後，為了確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國顯然也將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
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社論（原檔P.14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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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讓思想衝破牢籠
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陸定一
一位新民報記者問我：“有人以為，中國記者不如英美記者，你的意見如何？”我回答說：“我不以為然。中國記者是並不遜於別國記者的。英美記者固然有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記者，能在重重壓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實消息透露給人民，這種經驗，這種本領，則遠非英美記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樹，生在平坦的地上，長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頭縫裡彎彎曲曲生長起來，雖然樣子矮小，卻確是不容易。”我這裡所說的中國記者，是指大後方的大多數記者而言的。
世界上為什麼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制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於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戰爭中，人民是誰？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紳、以及一切愛國分子。他們就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主人。專制主義者，則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使人民求生無路。
《新華日報》八年的歷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歷史。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的典型，他所受的壓迫因而是一切壓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是最大的愛戴。
八年過去了。今後怎樣辦？
這樣辦：(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力求真實，絲毫不茍。
我希望《新華日報》這樣做，希望大後方一切為民主而奮鬥的記者這樣做，並且希望給《新華日報》以經常的指教批評，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聞界裡創造出一種新的作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力求真實的作風。以此作風，來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
創刊八周年紀念文章（原檔P.14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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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灌輸”理論
今天我們都很重視青年，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前途，都寄託在青年身上。這是不錯的。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青年常起著前進運動號手的作用。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充分表現了青年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偉大作用。三年來的抗戰中，在前線，在後方，在游擊區裡，青年們更提供了無數捨身為國、英勇奮鬥的光榮模範。因此，社會各方面都關心著青年的訓練問題，尤其是思想訓練問題。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把青年們訓練成有用之材，使他們將來能擔負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責任。
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信仰往往為求其穩固起見，而不容懷疑，不許批評；又為求其普遍起見，而不容選擇，不容規避”（《學生之友》）。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這就是說，“我們應給青年的是一個呼吸自由的氛圍，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氛圍；應給他們各種各式的滋養，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應拿著某種定型去一孔出氣地陶鑄”(《大公報》)。前一種主張認為如果沒有統制，則青年知識不豐，閱歷不夠，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後一種主張則以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啟發，要引導，使被訓練者自覺地自願地走上正確道路，否則便不能發生作用。
要正確解決青年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下，對於一種思想從無信仰進到信仰經過怎樣的過程，怎樣的道路，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國際革命運動史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史，都提出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和例證。
一種思想要在民眾中取得信仰，一般說來，應當有下列的條件。第一，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完整思想系統，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難題，有了這種思想，就可迎刃而解。這樣青年才會感覺這種思想之可貴。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還不夠，必須讓青年參加這種思想所領導的活動。獲得自己實踐的經驗，以從經驗中證明這種思想的正確。實踐是考驗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憑人口中的話，而要看實踐中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人們決定對於一種思想相信與否，總是依靠事實和自己的經驗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經過說服、引導，只能是自覺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們如果在思想方面尋不到出路，就要在別的地方來使用青春的熱和力了。於是頹廢派的誘惑來了。飲食徵逐、聲色狗馬，佔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純潔身心。於是讀死書的風氣盛行了。“今日埋頭讀書，明日努力建國”。結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脫了節。於是苦悶了，徘徊了，悲觀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氣壓之中，這樣青年失去了應有的團結和統一，失去了必要的鍛煉和修養，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這是青年的莫大損失，這是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現在，在三民主義和團結抗戰的思想總方針下，應當讓青年們把學習與抗戰工作聯繫起來，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出革命思想的正確，產生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固不移的信心，鍛煉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艱苦耐勞的作風。和民族解放事業不相容的，是汪逆精衛的破壞抗戰、妥協投降的思想，帝國主義輸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對於這些反動的思想，要實行思想的鬥爭，使青年們自覺自願地反對它們，厭棄它們。民族的戰士，不是在學校裡面，關起大門用一種“定型法”的思想餵養得出來的，而是在複雜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這正像棟梁之材不是在暖室裡長成，而是在風霜雨露之中長成一樣。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社論
原題《青年思想訓練問題》（原檔P.17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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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
節錄：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原檔P.18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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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28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29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布的兩種。除明令公布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1944年6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嚮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
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 (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凋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 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着”。“人類的命運支配於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像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是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道。一個國家裡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於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道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於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原檔P.19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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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原文為簡體字，本博轉為正體字。
令狐少俠
2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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